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科学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有助于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坚定不移推进“两个结合”，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为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这一连续性是形成巨大人口规模的重要原因，巨大的人口规模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中华文明强健雄厚的生命力。人口是现代化建设最基本的支撑，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特征。巨大的人口规模也呼唤政治和文化上的大一统，因为只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一套凝聚人心的统一价值观，才可能实现对广土众民的有效治理，实现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巨大的人口规模还意味着不同民族交融汇聚的多元一体格局，塑造了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中华文明。由此可见，人口规模巨大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等有着密切关系。
“生生不息”的仁道理念。让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各遂其生，是儒释道三家的共同追求。《易经》有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尚书》有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朱熹《仁说》亦曰：“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中华文明重视保障生存、成就人生、绵延生命，因而成就了生生不息的数千年文明，成就了人口繁庶的泱泱大国。
“参赞天地”的人本追求。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人虽只有七寸肉体凡躯，却是“天地之精华”“五行之秀气”，具有参赞天地化育的功能，应当与天地并列而为“三才”。这种文化既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又认为应合理安顿人在天地之间的地位。正因如此，人的生命极为宝贵，既要保障生命的繁衍，也要促成精神生命的成长。
“民为邦本”的政治传统。《尚书》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历代圣贤反复倡导，为政者必须将民众利益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出发点，将民心所向作为政权合法性的衡量标准。“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本思想源远流长，老百姓利益得到保障朝代就兴盛，反之就会衰败甚至被推翻，这是中华文明流传下来的一个朴素道理。
这些文化基因，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群众观相互融通，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互契合，滋育着人民至上的文化特质。
二、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概念，而且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深刻总结了富民与国家政权稳定的内在关系。“治国之道，富民为始”的施政理念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相融相通，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
“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品格。从《易经》的“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到《道德经》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再到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先哲深刻体察公正无私的天道，以此作为人间正义的标准，这些思想也深深影响了后世“等贵贱、均贫富”的民众诉求。
“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中国古代哲人曾描绘出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礼记》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一理想社会成为历代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价值追求。
“庶富教”的施政纲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历代圣贤认为，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基础是道德教育的基础。《论语》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通过政策利民、安民、富民，保证百姓安居乐业，既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共识，也是历代王朝的重要治理手段。
这些文化基因，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异曲同工，由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一以贯之，绵亘千年的大同理想在新时代的中国落地生根、照进现实。
三、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在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追求物质富足、精神富有，也镌刻在中华文明深厚而独特的文化基因之中。
“形神兼备”的生命观念。《黄帝内经》中提出“形与神俱”的养生要义，《管子》指出：“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淮南子》则论述了形、气、神三者之间的关系：“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儒释道三家无不强调性命兼修、身心和谐。这些观念是辩证思维的体现，也是古人对生命深刻而透彻的认识。
“富而后教”的治理传统。历代先贤无一不强调统治者既要“富民”，也要“教民”。孔子倡导“富而后教”，孟子则强调在“饱食、暖衣、逸居”之上必须有圣贤教化，朱熹则认为“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历代王朝都重视民众的道德教化、礼乐教化，使得普通民众在规律生活、衣食无忧的同时拥有精神的富足。物质和精神的共同发展、比翼双飞，既是传承千年的淳朴愿景，也是社会的治理共识。
“耕读传家”的家风家训。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晴耕雨读”是读书人的典型生活方式，“耕读传家”是传统家庭追求的理想家风。唐末五代章仔钧的《章氏家训》，明确提出“传家两字，曰耕与读；兴家两字，曰俭与勤”。耕保障生产生活，读提升文化修养，彼此相辅相成。
这些文化基因，与科学社会主义“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殊途同归，在当代中国体现为从“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演变，党在文化建设和文明发展上的认识不断深化、方向日益明确。
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蕴含“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易经》有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道德经》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有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典籍陈述了这样的天人关系——自然之道是人类生活尊重和模仿的对象，效法自然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君子修养的方法。正因如此，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是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
“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儒家思想以“仁”为中心，强调普爱世间万物。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认为将爱施于万物是仁道的推而广之。董仲舒提到“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张载进一步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表达了天地万物一体的博爱精神，强调真正的君子能与天地合其德、使万物尽其性，成己成物、止于至善。
“取之有度”的生态智慧。与中华文明固有的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相适应，中国社会从先秦起便产生了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强调对大自然“取之以时，用之有节”。《史记》记载，早在舜帝时期，就设立了环保部门“虞”，负责山林川泽的保护。夏朝的《禹禁》是我国目前最早的一部森林保护法。《秦律》严禁在动物繁殖季节进行捕杀。这些都强调了取之以时、保护自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智慧。
这些文化基因，不同于西方“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而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认知相融通，中国式现代化持续传承、践行和发展着中华文明丰富的生态文化。
五、中国式现代化传承中华文化的“和平基因”，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和而不同”的哲学传统。“和”是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国语》“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孟子“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先贤深刻阐明了“和”与“同”的辩证关系，和不是泯灭差异，也不是绝对同一，而是在尊重差异基础上的求同存异，在承认多样性的前提下和谐共处。以和为贵、爱好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
“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对“和”的推崇，产生了“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价值观念，体现为“讲信修睦”“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交往之道。中国的政治传统推崇“以德服人”“近悦远来”“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不是以战争向外征服扩张，而是以文治教化提升文化影响力。
“止戈为武”的和平理念。古人深深意识到战争的危害，指出“兵者，不祥之器”，并推崇“化干戈为玉帛”“不战而屈人之兵”。另外，古人提出战争的目的在于止戈为武，《左传》定义“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拥有武力恰恰是为了制止暴力，维护和平是最高目的。
这些文化基因，深深塑造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也呈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一个个中国方案中，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
来源：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