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莹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9月10日   10 版）

  检察官何文凯 本报记者 张莹摄

    何文凯没想到，一句出于辟谣的调侃，会让他置于亮堂堂的聚光灯下。

    “我缺钱，我对二十万感兴趣，请楼主组织人扒我，然后帮我讨要二十万！”看到网上一则假冒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名义发起的“二十万悬赏清官”帖，他带着些许揶揄，在以“检察官何文凯”实名认证的个人微博里，噼里啪啦敲下这段话。

    点击，发送。结果，短短几个小时，阅读量就达到了百万，评论量近两千，他自己也因此上升为了“网络舆情”，还被贴上“官员求人肉”的标签。一连几天，他每天接好几家媒体的电话。

    看到网上“求求你，人肉我”的大标题，他的好几个朋友默默为他捏一把冷汗，毕竟，在反腐力度强硬的当下，这种高调宣布自己清廉的举动，无异于引火烧身。

    这仿佛是一场战斗，对手是千千万万个手持高倍放大镜、立誓要把他审视个清楚的网民。他毫不示弱。讨伐之声最盛时，他干脆把自己的财产状况公布到网上：名下两套房产，一套集资建房，一套商品房，均在防城港巿。月收入5872元。爱人在三甲医院工作。有家庭轿车一辆。这条微博在当天晚些时候被他置顶，省得反复回答同样的质问：你说自己清廉，敢公布财产吗？

    “我从来没有要标榜自己是个多么清廉的官。我在微博上已经反复说明了，应战的初衷就是扫除谣言。”坐在18平方米的办公室里，48岁的何文凯头发有些稀疏，立在桌前的名牌上记录着他的身份：防城港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

    在同事眼里，他“真性情”，待人处事温和有分寸。相比之下，他在微博上的言论却没什么分寸感，“尺度很大”。

    他痛批官样文章言不由衷，“撒谎不脸红”：“对工作，群众满意度达60%，这可能是真的，满意度超过90%，基本上是假的，要么数据是假的，要么群众是假的”；他调侃自己对新闻联播、道德模范不感冒，却被动画片“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感动哭，是“节操变了的叛徒”；他还直言不讳地指出，检察工作的政治性大于业务性，他们这帮人，既成不了专家，也当不了政治家。

    一位从事媒体行业的大学同学看了他的微博，被“惊出一身冷汗”，劝他再也不要写，“实在憋不住，给你留块版面，写写普法专栏”。他的妻子也时常劝他，不如只做好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工作，制度的问题，自然有上面的人解决。

    他却控制不住，用何文凯自己的话说，官场的行事准则和内心的真实想法，常常使他陷入一种战斗般的拉扯和纠结，微博算是一个出口。

    现实中，这种“战斗”的精神，也时不时地在他身上闪现。

    他曾正面顶撞为某个当事人充当说客的市领导：“我保他，我自己就犯了滥用职权罪，你能保我吗？”

    那位领导当时虽然没说什么，但何文凯懂得，在官场上，他的拒绝会被理解为更深一层的含义，“意味着你已经不在他的‘战壕’里了”。

    “不规范的权力就像一个魔爪。”他说，“随时随地可以伸向你的领域，对你正常的执法行为进行干预。这是最让人难受的。”

    这样的现象不少。有时候，一个案子从接手到最后法院判决，求情和干预的电话就没停过。“打电话、发短信、递条子、找说客，方法应有尽有。”

    他说，他一直在想尽办法咬住法律的底线。这股劲儿来自从业之初，法律带给他的震撼。

    “第一次参与办案，就参与了死刑的临场监督。”他回忆，那天下着小雨，押送犯人去刑场的路上，警笛凄厉的鸣响和百姓眼中的敬畏，让他瞬间感觉到法律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力量。

    在他还是防城港市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的一名科员的时候，曾经为了依法办案，惹怒了一名职位远高于他的官员。他第一次感觉到：在一部分人眼里，相比于行政级别，法律的力量太过微弱。

    那是一起盗窃销赃的案子，嫌疑人所在单位却显出了力保的态度，迫于压力，批捕迟迟无法进行。何文凯决定亲自去逮捕，他在嫌疑人单位大门口被拦下，等了一下午，负责此事的官员才姗姗来迟。

    听说何文凯只是一个科员，对方态度傲慢地说：“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讲这事？叫你们市长、书记过来！”

    何文凯说：“市长、书记都不是司法人员，而我是。”他的话激怒了对方，他被斥责为“嚣张”。

    “你更嚣张！”何文凯也“发飙”了，“作为一个干部， 居然敢抗法、敢藐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我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办事，你凭什么，有什么资格、胆量抗拒法律？”

    现在回想当时的勇气，何文凯觉得那是一种法律气质，不需要特别营造。

    面对弱势群体，坚持法治，是一件更不容易的事情。

    在上思县人民检察院任检察长的时候，何文凯遇到过不少给他下跪的上访户，更有甚者，抱住他的大腿不放，甚至以死相逼。

    曾有一对50多岁的农村夫妻，老来得子，却不想1岁多的儿子车祸身亡。由于缺少目击证人，在疑似车辆上并未发现碰撞的痕迹，且模拟实验也排除了这辆车肇事的可能，这对夫妻感到“有冤无处申”的绝望。他们召集了一群亲戚朋友，一大早就堵到了何文凯的办公室。

    听完七嘴八舌的哭诉，何文凯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解释：证据不足，无法立案。最后，由他带头，发动检察院全体同事给受害人家属捐了款。那次他捐了200元，当时他的工资是每月700多元。

    “法律有时候就是冰冷的，即便同情，也不能法外容情。”他叹了口气，说道。

    一名前同事回忆，在县里工作的时候，何文凯的办公室门总是敞开着，任何人来找他，都畅通无阻。

    在微博上，他时常结合当下热门的案例向公众普法，还记录了很多案件的处理心得，结果他发现，现在很多人往往是对别人讲法治，对自己却极端自由主义。“根本还是人治。”

    “人肉”事件后，他曾在微博上声明：人肉搜索从法律上讲，属于侵权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结果，还是有“人肉”到他电话号码的网民，给他打电话，下战书，问他：“敢不敢辩论，敢不敢让人查？”

    “欢迎！”何文凯回应，“但我跟你没什么好辩论的，你觉得我有不清廉或者违法乱纪的行为，建议你向市纪委或者自治区检察院举报。”

    对方愣了愣，说了句:“你等着！”便“啪”地挂断了电话。

    “大家都关心我是不是圣人，对假冒梁文道发帖制造谣言者却视而不见，这是个有趣的现象。”这位检察官无奈地说。

    对微博上网民极端情绪化的攻击，他有时也会毫不留情地反唇相讥，或干脆转发出来，名曰：晒晒你这种深井冰（神经病），或直接呵斥对方滚蛋。

    “其实我挺佩服何检的勇气。”他的一名同行说道，“他曾经鼓励我也开实名微博，但我不敢。我们这个职业得罪人太多了，被‘人肉’一下，对家人太危险。”

    这也是当下，何文凯对自己草率“应战”最后悔的地方。他曾连续好几年收到过写着“何文凯千古”的冥币，也曾接到过恐吓电话，还有一次，法庭宣判死刑的时候，罪犯在法庭上当即扬言“死了也要他垫背”。

    这一次，何文凯很担心家里人因为他的冲动而受到伤害。

    “他是个很顾家的男人，很会给孩子讲故事。”他的妻子说。

    因为他的“主动应战”，一时间还引起了人们对于如何定义“清官”的讨论。

    何文凯对清官的定义是：忠于职守，不违法乱纪。

    从这个意义出发，他觉得自己的确算不得清官。因为，八项规定出来以前，和其他地方的官场一样，他曾在迎来送往之间，接受并赠送过土特产。

    这事被他写进了自我检查材料，在民主生活会上进行了自我批评。

    曾经有律师替当事人硬塞给他两万块钱，然后扬长而去。在他以“过时不来取走就上交纪委”的威胁下，对方无奈，又把钱取走了。过后，他特意在手机里，把那名律师的电话号码存为“黑律”。

    他说自己不喜欢应酬，讨厌那种表面上的“嘻嘻哈哈握手微笑彬彬有礼”，但“中国是人情社会，应酬吃饭成了一种工作，有时候喝了酒才能打成一片，有些话只有酒后才能开口”。

    他曾经酒量很不错，能一连喝5大杯白酒。因为早些年应酬喝酒太多，他患上了痛风。

    在他的公诉生涯里，他曾经指控过3个厅级干部，处级干部则多达十几个。

    《八项规定》发布以来，他接手的贪腐案子一下子多了。据他粗略统计，仅仅8月份受理的贪腐案件，已经与去年一年的案件数量持平。

    他也受到了影响。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办公室从100多平方米，缩减为现在的18平方米。公车不能用了，他买了一辆价值20多万的城市SUV。这辆车，又为他引来了网上的一片骂声。

    “清不清廉，我自己说了不算。”他已经放弃了这场战斗，对微博的热情也冷淡了许多，“我不希望因为微博，给单位带来麻烦。”  

    经历了这场孤军奋战，他最后以这样一条微博做结：“忽然间，被孤独重重包围，江湖刀光剑影，心境一片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