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反复炒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而且一再夸大，把它描述成是中共的“蓄意性罪恶”，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

　　我去欧洲旅游，在巴黎街头，碰见一位年轻的华人妇女向旅游团无偿赠送和分发一份报纸，头版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毛泽东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3500万人”，记得还有一个副标题：“揭露中共刻意隐瞒的惊天秘密”。后来，我又去日本、中国台湾等地旅游，在那里也接到一些类似的赠阅报刊，都有“中国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内容，只是数字有些不同，有的说饿死4000万人，有的说饿死5000万人，甚至有说饿死7000万人的。

　　“三年大饥荒”，中国饿死几千万人，到底根据何在，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非常不解。后来，看到国内一些学者也这样说。在理论界，不同意上述结论的学者也有许多。如江苏师范大学数学家孙经先、山西大学教授梁展东、山西省数学学会理事长李胜家、清华大学讲座教授王绍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等。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种人口学研究被某些西方媒体和一些敌对势力所利用，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炒作，已经远远超出纯学术范围了，并且以此质疑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若干年以来，说到全国三年困难时期大量饿死人问题，举例最多的首推安徽。有文章说，安徽一个省就饿死300多万人。有的还把新中国成立初期反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中所杀的人同其他所有非正常死亡人口算在一起，说什么安徽饿死、错杀400多万人。有教授认为，1959—1961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应有630.6万人。这些数字是怎么来的不清楚。

　　据我了解的情况，在全国31个省市中，安徽当时确属非正常死亡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我过去先后在蚌埠地委办公室和安徽省委办公厅工作，常能接触到省、地、县负责同志，曾不止一次听到他们私下谈过：在全省约有1/3左右的县人口非正常死亡较严重，其中有无为、巢县、庐江、宣城、定远、凤阳、肥西、肥东、亳县、阜阳、阜南、临泉、颍上、涡阳、蒙城、宿县、濉溪、五河、怀远、萧县、灵璧、寿县、六安等县。《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叙述到“三年困难时期”群众生活状况和人口变动情况时说：“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这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其沉痛的教训应该认真总结和记取。”这里记述的全国1960年人口减少1000万，是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和《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的人口》等书的权威性记载。公安部的户籍人口档案资料与此也是一致的。

　　如果《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的全国1960年减少人口1000万是可信的话，则一些学者所说的安徽饿死300万、400万、630.6万人的可信度是要大打折扣的。因为，安徽一个省绝不可能占这么高的比例。何况安徽1960年、1961年减少人口中，除大量饿死外，还有大量外流人口（即“逃”的部分）。除此，还有相当一部分正常死亡人口、其他非正常死亡人口等。完全详细准确分类统计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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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问题，我有以下几点粗浅认识：

　　第一，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因“左”的错误所造成的农村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确实是存在的，损失是极其惨重的，应当永远记取这一教训。但是，我仍然难以理解“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4000万甚至更多人的“研究”和“推算”之说。因为按照国家正式发布的人口统计数据，全国总人口1958年为65994万人，“大跃进”从这一年开始，经过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发生了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到1962年总人口为67295万人，较之1958年总人口并没有减少，还增加1301万人。当然，如果不是发生大量非正常死亡，本应增加的更多一些。5年中，逐年对比，只有1960年比1959年净减少1000万人，其他年份都是略有增加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只载明1960年减少1000万人，是有依据的。因而，我对“饿死3000万、4000万甚至更多”的说法，难解其中奥秘。尽管有的刊物经常不断地刊出全国各地一些饿死人的典型事例，这些事例也许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典型事例毕竟不能代替全貌。因为也可以举出更多的并未饿死人的不同典型。除非证明国家发布的数据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数据是错误的，我方能有所明悟。还有，按照常识，不应该把减少人口都说成是饿死的，还应包括其他非正常死亡等。即使在今日盛世，各种非正常死亡也在所难免。2014年2月间，全国许多网站发布说，近10年平均每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320万。这个数据真实性如何，不得而知。但由此推论，三年困难时期的减少人口中也应当有相当数量的其他各类非正常死亡，不能说都是饿死的。在一个省范围内考察减少人口数，还应想到其中还包括大量的外流人口。

　　第二，这一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也就是说，既然是探索，就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因而，这是一种探索性质的错误。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反复炒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而且一再夸大，把它描述成是中共的“蓄意性罪恶”，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

　　第三，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像西方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刻意隐瞒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不然，就不会将全国1949—1982年的逐年人口状况加以公布。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人口状况更是逐年发布。

　　第四，安徽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字，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中央检讨所陈述的数字是可信的，有人夸大死亡数字为300万、400万、630.6万人是没有科学精确统计根据的。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安徽的问题不严重。之所以说曾希圣检讨的数字是可信的，是因为这是基于当时“揭盖子”所统计的资料。所谓“揭盖子”，就是根据中央指示，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有组织、有领导并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参与，揭露“五风”（共产风、平调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饿、病、逃、荒、死”问题的真相，特别是饿死人的数字要一个不隐瞒地逐级上报，并规定如隐瞒不报要给予撤职和开除党籍等处分，有直接罪责的要逮捕法办。事实上，当时就有一些地、县委书记因“揭盖子”不力或饿死人问题严重而受到严厉处分。同时，各级公安部门还要相应地逐一核实户籍人口资料。在那种政治气氛下所统计上报出来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字，一般来说是比较可信的。改革开放后各地编修的地方志有关人口变动数字，大多也是基于这些资料。有的刊物，不断地引用一些地方志的材料和一些当时负责人的口述材料，曝光安徽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寻根溯源就是来自这些“揭盖子”的材料，因而并没有什么特别稀奇的，既不是共产党“刻意隐瞒”的，也不是“研究”和“推算”中的新发现。只有不了解上述情况的人，才会相信海外一些报刊所渲染夸大的所谓“惊天秘密”，并进而认为“中共刻意隐瞒”，孰不知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自觉纠正“左倾”错误的实际行动。曾希圣在检讨中所说的“把原汇报的数字缩小”只是在“年度上”的调整（即把1960年死亡数中扣除1959年的死亡数），而且在“报告附件中都说明了”。所以，曾希圣检讨中所说的人口死亡数字比一些人所推算的饿死300万、400万、630.6万人要可靠得多，也说明共产党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是光明磊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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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人口变动是经济社会变动的重要参数。人口学研究对研究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经验教训有借鉴作用。如果与社会经济制度及安全环境联系起来，安徽的情况也会对人们有所启迪。例如据《安徽省志》（黄山书社2005年12月版）记载：清咸丰二年（1852），安徽人口为3765万人，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安徽人口为2786万人，几乎近1个世纪，人口不但没有增长，还减少979万人。这与当时战争和灾荒频繁有直接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安徽人口增长很快，到1959年仅10年时间，全省人口就增加到3426万人。“三年困难时期”虽然人口大量减少，但由于党和政府纠正了“左”的错误，饿死人现象很快停止下来，外流人口陆续返回，到1963年即基本恢复过来，随后又进入人口快速增长时期，到了70年代又实行计划生育。这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整和纠错的能力是很强的。如果一些研究只是没完没了地一味向人们描述饿死人的惨痛景象，甚至无根据地加以夸大，这除了激发和加深人们的痛苦回忆和愤恨情绪外，其他还会有什么正能量呢？至于西方某些敌对势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极力鼓噪“毛泽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险恶用心则更值得警惕了。

　　（作者系安徽行政学院退休职工）

　　【链接】

　　2013年8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评论”版刊发了江苏师范大学孙经先教授的文章《“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该文提出，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营养性死亡”现象，作者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营养性死亡”人数进行了估算，估计出这一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

　　2013年9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评论”版再次刊发孙经先教授的文章《“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该文指出，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这一重大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起了极大作用。该文逐一查证和分析了《墓碑》中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确认其中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是虚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