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20等国际组织以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都在扩投资保增长的大环境下，唯独中国经济学家的主流之声仍在轻视怀疑增长的重要性，恐惧扩大投资。危机之后的欧美经济普遍步入复苏上升轨道，中国经济却不断下探保底红线。笔者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必须警惕轻视增长的危害性，深刻认识稳投资稳增长促改革的重要性。
经济走势差别在政策
自2008年世界性的经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普遍实行了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着力引导投资扩大和制造业优势回归，几年下来，政策效应逐渐显现，经济复苏步伐普遍加快，经济总体呈现向上向好的趋势。
至今年二季度美国GDP环比折年率由4.2％向上修正为4.6％，比上季度和上年同期分别高6.7个和2.8个百分点，比危机时期的低点，提高12.8个百分点。就业形势一路向好，9月失业率已降至5.7％，比危机时的最高失业率整整下降4.9个百分点。通胀率基本稳定，8月CPI同比上涨1.7％，时隔四个月后重新低于2％。先行指标表现强劲，8月制造业PMI为59.0％，非制造业PMI为59.6％，均创2012年以来新高。9月美国制造业PMI为56.6％，保持较高水平，美国经济复苏动力十足。
欧元区货币政策大幅宽松。上半年欧元区经济复苏势头虽不如预期理想，二季度GDP环比折年率仅为0.1％，比上季度和上年同期分别低0.8个和1.1个百分点。但经济总体已从衰退中走出来。自去年以来，经济已表现出复苏势头。为了促进经济进一步复苏，欧央行又启动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9月4日，欧央行宣布主要再融资利率由0.15％降至0.05％，隔夜存款利率由-0.1％降至-0.2％，隔夜贷款利率由0.4％降至0.3％，并宣布从10月份开始进行量化宽松操作，购买资产支持证券（ABS）和欧元区非金融企业发行的欧元债券。10月2日，欧央行在议息会议上宣布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并宣布QE将至少持续两年。
安倍经济学以赤字财政、宽松货币、结构改革为核心三箭齐发，基本击中日本经济要害。日本经济成功摆脱通缩，自2013年6月以来日本的核心通货膨胀已经转为正增长。二季度受消费税率提高影响，季调后GDP环比折年率为-7.1％，其中私人消费环比折年率为-19.0％,但随着消费税率提高的影响逐渐弱化，四季度日本经济可能恢复增长。9月日本制造业PMI初值为51.7，保持温和扩张态势。
与之相反，我国经济除4万亿强刺激之后出现短暂的经济快速回升以外，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整体却呈现向下趋势。经济增长速度从2010年的10.4％一路下行，先后从10％降至9％，再从9％降至8％，现又从8％降至逼近7％的保底红线，一路下来，经济已下行近三分之一。目前，经济走势整体仍呈较大的下行压力。到三季度GDP同比增长仅7.3％，创下22个季度以来的新低，9月CPI同比上涨1.6％，创56个月新低，PPI同比下降1.8％，连续31个月负增长，创56个月新低。
中西方经济之所以出现向上与向下两种明显不同的走势，关键在于政策方向的明显差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此次贷危机以来一直维持着旨在以促进投资、促进就业、促进制造业回归为根本目的的政策导向，一直维持着稳定的量化宽松政策和不断向下调低直至实行零利率导向的利率政策，并配以消除市场障碍、提高市场效率为基本目标的结构性改革。而我国则在要速度还是要效益，要消费还是要投资，要宽松还是要紧缩的反复不定中，普遍出现把速度与效益对立起来，轻视速度；把消费与投资对立起来，恐惧投资；把宽松与紧缩对立起来，倾向紧缩的政策取向。我国经济出现今天的局面实际上就是这些政策取向作用的直接结果。可以说危机以来中西方经济表现的差异，直接源于政策导向的差异。
轻视增长的危险在增加
在目前我国的经济学界，包括一些对决策有非常大影响力的著名经济学家中，普遍存在着一种中国经济增速低一点是必要的，是必然的，是无妨的，主张容忍甚至主动把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的主流声音。笔者认为这种声音是非常危险的。这种危险不仅反映在大家轻视经济下行可能引发的风险，而且反映在这种观点已发展到人们轻视发展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目前我国的经济运行走势来看，经济下行的风险已经非常突出，它不仅反映在经济增长速度和投资、消费、进出口等总量指标和财政税收、企业效益、居民收入等效益指标，而且已非常明显和直接地集中反映到我国的金融领域。尽管从总体上看，我国的金融运行目前是平稳的，金融风险总体上仍是可控的，但金融运行的变化往往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和突发性，先是表现为苗头性的，累积性的，一旦由脆弱环节引爆，金融形势就会瞬息万变，断崖式雪崩。因此，我们要注意金融领域里的苗头性、累积性问题，注意可能引爆金融问题的薄弱环节。从这一点来看，当前我国金融领域里的最新变化正在朝着我们不希望的方向在发展，足以反映我国轻视增长的危险在增加。
（一）金融领域的信贷需求正从普遍的供不应求向信贷供求双向收缩转变
今年上半年，实体经济还反映为信贷需求较强，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但从三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已经发生了转折性变化，这表现为实体经济的信贷需求出现明显的自我收缩的迹象，银行贷款需求主要来自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以及国家重点支持的棚户区改造、重点建设工程项目，而其他领域有效信贷需求则呈明显减弱的趋势。银行也因金融风险预期上升，出现放贷更谨慎，审贷条件提高，恐贷现象加重的情况。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双升
二季度，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08％，比上年末提高0.08个百分点，比一季度提高0.04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达到6944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023亿元，比一季度增加483亿元。从上市银行的情况看，通过将上市银行真实不良资产生成额数据进行还原（即将核销及转出数额加回至不良净增额），可得上半年上市银行不良资产真实生成额较2013年同期增长112％，相当于2013年全年不良真实生成额的87％。
（三）金融风险在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产业链上下游出现扩散趋势
季度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6月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不良贷款余额分别较年初增加514亿元和418亿元，不良率分别为4.44％和3.24％，分别较年初上升了0.14个和0.03个百分点。批发零售业不良上升主要由近两年来钢贸行业风险传导所致，制造业不良提升则与经济下行带来的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密切相关。另外,信贷风险也出现从沿海向内陆转移的现象。4月以来，多家银行反映随着钢贸、煤贸不良贷款不断暴露，信贷风险逐步向重庆、四川等内陆区域转移。6月－8月，某银行重庆分行不良贷款新增1.23亿元。某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反映，上半年存续信托项目中，5个项目24亿元调整为次级类，35个项目94.8亿元调整为关注类，8个项目22.3亿元调整为可疑类，其中40％以上为内蒙古、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信托项目。上海钢贸、浙江地区互保联保模式的爆发式风险，呈现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蔓延的态势。
（四）房地产业潜在金融风险逐步暴露
我国金融机构贷款和资产中，直接和间接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比是非常高的。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不容低估。虽然数据显示我国房地产贷款的风险状况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但潜在风险也在不断显现。由于今年以来楼市成交量持续低迷，房地产市场进入明显调整期，房地产企业出现资金困难，地方收入大幅下降。短期看，房地产企业财务压力加大，少量房地产企业已经出现债务违约。长期看，房地抵押品价值存在下行风险，随之可能引发更大面积的问题。
（五）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有加剧的可能
2014年是地方政府性债务到期的高峰年份。审计署审计报告数据显示，2014年将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务占地方政府债务总额20％。受监管政策影响，部分平台获得新增贷款难度加大，融资能力持续下降，流动性风险增加。另一方面，近年来，由于通过表外融资增多，部分地方政府债务结构信息不透明，真实债务压力并不明确。除了平台贷，还有城投债、信托、资管计划等多种表外负债，随着经济下行和房地产调整，债务结构越来越复杂的风险不容低估。
金融风险产生的原因，本质上还是由于经济。随着经济增速的不断下行，社会的预期会转变，需求会进一步减弱，这反过来又会加剧企业经营困难，财政收入下降，居民收入也会随之减少，最终，消费投资出口会一齐下行，进一步扩大经济下行压力。因此，透过金融问题来看经济，我们认为当前我国经济的下行风险已开始对金融产生不利影响。重视经济增长、防止经济继续下行，稳定经济增长势头，可能变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重视稳增长的三大支柱
我们拿什么来稳增长？笔者认为一靠重视，二靠投资，三靠改革，这是我国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三大支柱。
首先，要重视稳增长的重要性，继续坚持发展仍是硬道理的指导思想。
习总书记指出，“发展才能自强，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克强总理说，“必须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非常正确的。
当前，我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轻视增长重要性。许多经济学家，其中包括一些对经济决策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普遍轻视增长，认为我国经济总量已足够大，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慢点，有些甚至明确提出“宁要质量，不要速度”，“只要就业不出现问题，就应容忍经济继续下滑探底”。这些看法和认识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甚至是全社会的主流观点。这种观点的危害性,不仅体现在我国过去30多年来逐渐形成的各地方政府你追我赶的竞争式发展格局正在消失，而且正在形成一种看谁的速度落在最后，谁最光荣的消极倾向。目前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理直气壮抓经济的信心没有过去足了，主动性没有那么大了，想的办法没有过去多了。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从10％一路下滑到现在有可能突破7％的趋势,实际上就是这种现象影响的结果。对此，我们应保持高度的警惕。
2008年危机以来，我国经济确实面临着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原有竞争优势减弱，新的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的调整问题，其中支持过去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存在减弱的情况，但我国经济仍然有保持较快增长的潜力，我们仍有通过新一轮制度改革而充分挖掘潜力、释放更大市场活力的空间，人口红利也有从总量向结构和质量转变的巨大优势。因此，我们不能把经济增速下降理解为理所当然，把“新常态”理解为经济增长速度可以低点儿再低点儿。我们应把发展速度与质量效益结合起来，在增长中讲质量讲效益;把稳增长与调结构结合起来，在发展中调结构。实践告诉我们,有一定的速度才谈得上质量和效益，有一定的增长，才能推动结构优化。我们要全面准确地理解新常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发展仍是硬道理,增长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不放松。
其次，要重视稳投资的重要性，充分认识投资在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但到目前为止的经济增长理论揭示的因素主要有劳动力、资本、技术、制度四大因素，其中最核心最活跃最常态的因素仍是资本即投资。我们之所以强调投资变量，是因为影响增长的四大要素中，制度是一种外生性的环境变量，环境变量要以稳定为前提，不可不变，也不可多变。所以制度变量不是经济增长源源不断的源泉，制度结构一旦成熟稳定，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趋于常态。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类似于制度，是累积性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也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更为关键的是技术创新与投资密不可分，技术的开发利用与投资的多少往往正相关，技术创新依托于投资的增加和扩大。所以，从经济发展的常态变量来看，真正关键的因素是投资，只有投资才是推动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社会繁荣的真正动力。
投资在当期是需求，在未来是供给。投资的大小决定经济增长的快慢。没有投资，就不可能有持续的增长。过去30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得益于高投资，今天我国经济增速下降也主要是由于投资下降所引起。2003年至2009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速在25％-30％之间，从2010年以来出现下降，降至20％左右，今年以来更是持续低于20％。从经济的平衡角度看，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具有高储蓄优势的特殊阶段，有高储蓄就要有高投资的配合，这既可加快经济发展，也才能使经济处于平衡，步入良性循环。如果投资低于储蓄，经济就会出现下行压力，步入收缩性循环。我国经济目前的下行就与我国长期投资率低于储蓄率有关。
我国经济之所以出现流动性过剩和货币政策被迫对冲紧缩的困境，实质问题在于投资不足，存在投资小于储蓄的过剩缺口。我国现实中存在的所谓“产能过剩”，实质上是一种由于投资不足而引发的与投资密切相关的产业领域里的相对过剩。实际上是一种生产能力利用不足，是对储蓄资源的一种浪费。解决这种问题的最好办法主要是扩大投资，消化吸收这些产能，使产能得到充分的释放。我国还有许多可以有效吸收这些产能和投资的领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都有许多薄弱环节，如城际交通、城市地下管网、保障性安居工程、节能环保、农业水利、农村道路交通、公共配套设施、中西部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工程，现有投资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另外，我国还存在一个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平衡角度看待扩大投资重要性的问题。由于我国目前高储蓄优势源自我国的人口红利，这种红利相对人口老龄化的未来，是一种负债。如何实现这种人口红利与负债的平衡，一般来说有三种方式：一是养儿养老的传统平衡方式；二是把人口红利储蓄借给外国，形成外汇储备和国外投资；三是将国内储蓄转化为国内投资，最大限度地促进储蓄充分有效向投资转化，即通过投资形成资本存量，增加未来的供给，为人口老龄化做准备。因为投资是未来的供给，可以增加未来消费应对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化。从我国情况看，第三种方式是最符合国情的，是实现我国人口红利与负债平衡的最好方式。
第三，深化改革是我国稳增长的第三大支柱，其中关键是要加快投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
制度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尽管我们前面强调了制度的稳定性，但消除影响经济和社会进步障碍的制度变革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我们的制度改革空间还很大。所以，深化改革是我国稳定增长、加快发展的重要支柱。目前，我国深化改革的任务主要是简政放权，提高制度运行效率，降低制度运行成本。其中，对稳投资、稳增长最为重要的是金融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完善金融体系及其功能，充分发挥金融在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的效率。如针对我国储蓄率高、长期储蓄资源丰富的特点，应充分发挥我国政策性金融如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的功能作用，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开发利用长期投资工具，如发行30年－50年期长期金融债、国债、地方债等融资工具，使各种长期储蓄都能配置到长期基础设施建设中去。
加快投资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打破投资壁垒，坚持机会平等、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放宽市场准入，增加投资主体，开放投资领域，拓宽投资渠道，完善投资环境。
第四，围绕“农民工转型”和“美丽乡村建设”，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成为我们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重点和热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农民工问题和美丽乡村建设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个非常突出，迫切需要解决，我们也完全有能力解决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围绕农民工如何从农民与工人的两栖身份转变为现代产业工人、城市市民，既有利于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也有利于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促进城市和农村的社会安全与稳定，增进社会和谐。加大农民工转型的投入，从农民工迫切需要的子女教育、住房、医疗等紧迫问题入手，加大农民工输入地的学校、医院、住房、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排水排污、环境建设工程等的投资，应该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建设的重点。同时，在农村地区，我们也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把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和公共产品服务建设好，使得农村和留守的农民与进城的农民工一样，享受现代生活，享受美丽的乡村环境。（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
